大师走了。
李国豪先生的送别会，肃穆而温馨。一行行送别的人群，向覆盖着党旗的李先生，献上一朵朵洁白康乃馨。遗像两旁，一幅挽联叙说着老人一生的不凡：“矢志桥梁，化天堑为通途，成一代宗师；心系教育，沐桃李以春风，立千秋典范。”
走过九十一年，走过风雨，走过辉煌。老人留下一座座雄浑的大桥，一篇篇大师的风采，一段段感人的大爱……
走近大师，人们的心为之撼动。
梦想：在长江上造最好的桥
李先生一生执着钻研，动力来自一颗炽热的报国心。为了报国，他在食宿费没着落的情况下，毅然坐上了赴德留学的轮船；为了报国，他努力学习，博士论文轰动国际桥梁工程界，赢得“悬索桥李”美誉；为了报国，战争一结束，他就想方设法第一时间回国研究。
李国豪曾对学生说：“我一生梦寐以求的，就是在祖国的长江大河上建造中国跨度最大的悬索桥。”虎门大桥、南浦大桥规划建造之初，都曾考虑过国外的设计方案。李先生坐不住了，强烈呼吁，中国人可以自己建大桥!最终获得高层领导的支持。
报国需要本领，“李校长”执着研究、孜孜不倦的故事，早已传为佳话。文革期间，李先生被强制参加工地劳动，他抓紧休息间隙学起意大利文，为的是能直接看懂外文资料；被剥夺进实验室的权利，他就到材料商店、杂货摊上买来赛璐珞片，用缝纫机做试验台，自制模型做实验；80多岁时，他还向年轻教师“求教”，学起了电脑，让自己跟上新技术潮流。
1968年，李先生被以“特务”罪名隔离审查。但他没浪费时间，想到武汉长江大桥通车出现的桁梁桥晃动问题，还是得研究！这是一场精神与毅力的考验、一场记忆与理论功底的考试———没有资料，他凭记忆回忆；没有计算工具和图表，他用笔算自编一本常用数学用表；没有纸张，他用每天报纸的页边和中缝作演算。最紧张时，连手纸都派上了用场。一算三个月，证明大桥稳定没问题。
严格：做不得“思想懒汉”
同济桥梁，以严谨、笃实、追求创新享誉国内外，李国豪是这一学风的开创者。
曾任同济大学副校长的翁智远，上世纪40年代同济土木系学生。他至今清楚记得，时为系主任的李国豪在入学仪式上的讲话：做学问，好比是造桥，桥基不稳，地动山摇。工科学生一定要扎扎实实打好数学、物理、力学等基础，再艰苦也要咬牙挺过来，千万不能做“思想懒汉”。
跟着李先生做研究，没人做得了懒汉。他“严令”研究生和教师，校图书馆所有与桥梁专业有关的书籍和期刊一本不落，全都得看！李先生的两位弟子———项海帆、范立础当年都在老师督促下，做过上千张的读书卡片，成为后来当选院士的“起步之路”。
严，是出于对科学规律的尊重。范立础院士回忆，当李先生得知他一人带五六名博士生时，立即严肃质疑：你有那么多选题让他们做吗？一句话让范院士醍醐灌顶。一个老师的研究面、精力毕竟有限，“李先生的严，严在教育质量上，严在人才含金量上”。现任同济大学桥梁系系主任陈艾荣曾受李先生指导写一篇论文，被要求前后改了十多稿，改进观点、改进论证、甚至连标点符号，老先生都认真圈改，毫不马虎。
无畏：不唯上、不跟风
李先生是无畏的，他追求真理，不唯上、不跟风，这不仅表现在他对研究教学的执著上，更体现在他面对各种风风雨雨时，像一座坚固的大桥，稳守方向不动摇。
早在解放前，他就冒着白色恐怖，为营救被捕学生四处交涉。1956年，李先生光荣入党，他非常珍视党员的身份，学生项海帆与他同日入党，从此被亲切地称为“海帆同志”，直到去世的前几天。学生范立础记得很清楚，当初李先生动员他入党，没有豪言壮语，没有漂亮词藻，只一句“人对自己约束多一点没坏处”，成为学生一生的自诫。
坚持真理，李先生的“胆量”有时候着实不小。文革结束，为迅速恢复、提高同济大学的学术研究水平，他不顾很多人的顾虑，对好几位戴过“右派”帽子的中青年学者委以重任，项海帆、范立础院士当时都名列其中。事实证明了李先生的眼光和勇气，“没有李先生的冒险，很可能没有我们今天的成就”。
上世纪80年代初，宝钢初建没多久，为了贯彻国民经济调整方针，有关部门召开现场会，传闻上面基调已定：宝钢要下马。然而，李国豪先生坚持独立判断，作为宝钢顾问委员会首席顾问，他顶住压力，力陈建议“宝钢不能下”，得到中央领导重视和采纳。宝钢人常说，如果没有李先生，很可能就不会有宝钢。
逝者已逝，生者长思。
学生们说，李先生最喜欢一首古老的德国民歌：“一切都会过去，一切都会逝往，过来严冬腊月，又是明媚春光……”
送别李先生，再度唱起这首歌。歌声烛影中，大师、大桥、大爱，在人们眼前越来越远，在人们心里越来越近。
2005-3-11 8:07:23 稿件来源：解放日报 本报记者金柯 诸巍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