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郑和其实是一个反面例子，太突出政治了，只是炫耀国威，没有带回任何东西，这样的航海当然是不可持续的。”

　 汪品先院士在他的办公室里四处寻找着什么，双手举在胸前，跃跃欲试地晃动，满脸都是急迫的神情。他想找到一根教鞭一类的东西，好向记者讲解墙上挂着的那幅全球海底地貌图。

　 最终，在堆满了无数书籍和资料的大办公室里，他也没能找到。于是他随便从桌上抄起一只圆珠笔，垫起脚尖，以一种对一位68岁老人来说并不轻松的姿势，尽力够向墙上的图，开始了他的讲解。

　 “地球的70％以上是海洋，其中深海占到80％以上，你说怎么可能不去关注深海！”

　 “你要看这条纵向的凸起，那是大洋的‘脊梁骨’！”

　 在汪品先的词汇表中，“浅海”和“深海”有着迥然不同的意义。在他看来，画家画的，人们谈论的，所有那些日常关于大海的美妙表述方式，都只是一种岸边、浅海的视角。而海洋真正的奥秘和真正的风情，全都蕴藏在深海大洋。

　 在大洋中，科考船在风浪里颠簸，人在风浪里滚，“像打仗一样”，但钻探取上来的样品，还是要靠科学家自己去搬。

　 在大洋中，开灯打钻，“你知道，漆黑一片的洋面，一开灯，鱼全都来了，那么多鱼，都跳起来！”他兴奋的语气和脸上的神情，都在分明地告诉你，当时的场面有多么奇妙。

　 风平浪静的时候，他会爬到六七十米高的杆顶。“他们都不相信，我这个60多岁的老头还能上去。其实……”他脸上，颇有些“胜似闲庭信步”的意思。“你会感慨，哦，原来这么大的世界！你真觉得地球是圆的！那种胸怀和境界，还是不一样……”

　 汪院士的专业是古海洋学，“就是对海底的泥沙、岩石进行分析，用地质的办法研究过去的海洋。像南海，过去没有，后来出现了，会产生什么样的影响”。他所主持的同济大学海洋地质重点实验室，“做的全部都是国际竞争的项目”。

　 1999年，汪品先作为首席科学家，主持了在中国南海的深海科学钻探，这是中国科学家在国际大洋钻探计划（ODP）中第一次主持的研究工作，为再造南海的历史奠定了基础。

　 为了加入ODP，中国要交纳50万美元的年费———现在已经涨到了100万美元。作为加入国际大洋“俱乐部”的主要推动者，汪品先深有感触。“你说单纯的科学研究是没有人重视的，我当初其实也是用政治打动了领导人。我说台湾已经加入ODP了，我们要是不加入，今后国际上所有此类事务，人家就都只认台湾。”

　 汪品先认为，目前中国的海洋研究和开发过多地着眼于政治目的，或者为了显示中国在海洋的存在，花费巨额资金进行一些意义不大的项目，或者因为领导人的出访，作为外交姿态，就把正在进行的重大项目（比如南海石油开发项目）停下来，结果被外国占得先机。“我不反对政治考虑，但还是应该考虑科研利益、经济利益的啊。否则，这样的海洋政策是不可持续的。”

　 “郑和其实是一个反面例子，太突出政治了，只是炫耀国威，没有带回任何东西，这样的航海当然是不可持续的。”

　 在他看来，中国近代自然科学中本来是有过“海洋苗头”的，从清末开始，造船、找矿一度是留学的重点，“但后来也就一蹶不振了”。以致于到了今天，中国的海洋科学，在“海陆空”当中，无疑是最薄弱的。

　 汪品先说，他们一直在呼吁海洋定位和海洋国策的调整，“从来没有人反对，但也没有人认真”。直到不久前，他和一位副部长交谈，对方还认为对中国有意义的所谓“海洋”，仅限于领海、近海。“总说美、日定位于海洋，是因为他们自身的地理特点，中国的特点不同，是大陆国家，所以不应该定位于海洋。我认为这种说法现在必须加以反思。”

　 “其实，中国经济发展到目前这一步，如果还只守着家门口，今后一定是要吃大亏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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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古代航海技术的发展

　 唐代：已经掌握季风变化规律，积累了海岸地形与海洋地貌的知识，并出现了大量研究海洋潮汐的著作。

　 宋代：已将人工传磁指南针用于航海，开始具备预判气象的能力，绘制海图已经具有指导航海的实用价值。

　 唐、宋时期，航海技术最重要的发展，是指南针在航海中的使用，并逐渐成为海上导航的主要手段。实用海图的绘制，则比西方海图的出现早了200多年。还有对海上季风、潮汐变化规律的掌握，以及对海岸地形和海洋地貌知识的积累，都有了新进展。

　 元代：开始采用针位航路，明代出现“牵星过洋”技术。


摘自：中国青年报 2004年09月22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