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华网上海频道记者　吴复民　张建松７月１７日报道：“我国的城市化进程中弥漫着一股‘攀高斗富’、‘崇洋贪新’之风，什么样的建筑外形奇特、什么没见过，就上什么，全然不顾风险有多大，投资有多大，浪费有多大，与周边的人文环境是否协调，这是对国家、对人民、对后代不负责任，必须狠狠刹一刹这股不正之风。”上海市政协常委、市政府参事、上海大学学术委员会副主任傅克诚教授在最近上海政协召开的一次座谈会上郑重呼吁。

傅克诚兼任日本东京大学教授，对日本的情况相当熟悉。他说，日本１９６４年举办的东京奥运会、１９７０年举办的大坂世博会和２００５年将要开幕的世博会，都诞生了许多新建筑，而几乎所有的建筑都是日本人自己设计的，日本政府有意识把在日本举办的各种国际盛会变成一个个培养本土建筑师的大舞台，在实践中造就了日本的国际级建筑大师。

而我国的情况则相反。由于各城市相互攀比，大搞“标志性建筑”、“形象工程”，使建筑设计中的标新立异、浮华造作之风愈演愈烈，盲目“崇洋”，结果使国外二流、三流甚至毫不知名的建筑师都争相到中国来“淘金”，把中国市场变成了他们的“试验田”。这些建筑是否坚固、可靠，投资者似乎并不关心，只求一时招摇眩目，其中埋藏着多少隐患，可能在若干年后就会暴露。

更令傅教授愤愤不平的是，国外设计师报出的都是“天价”，而且由他们得“大头”。据傅教授说，安德鲁设计的北京国家大剧院，总投资概算为２６．８８亿元人民币，安德鲁设计师事务所竟然得了总造价的１１％，完全冲破了我国建筑设计业关于大型建筑的设计费不能超过总造价３％到４％的行规。而实际上，安德鲁只是提供了一个设计概念，所有的结构设计、施工图设计都是由北京市建筑设计院完成的，该院所得很少，而傅教授的同学、该院结构总设计师却为日夜赶进度甚至付出了生命的代价－－累死了！

傅教授的观点得到了上海众多专家学者的认同，他们都对社会上蔓延的“崇拜外国的、排斥民族的”奢华、浮躁之风深感焦虑和不安。中国科学院院士、同济大学建筑与城市规划学院郑时龄教授指出，“对于国外建筑大师的迷信和盲从，会丢失我们城市本来的风貌，因为他们不一定会善待我们的城市，不可能参悟中国文化的要义，中国建筑传统与现代的结合之路，不可能靠外国人帮助我们走通。”

外国建筑师频频在中国“大包大揽”，客观上已经使我国本土建筑人才丧失了很多锻炼的机会。郑时龄院士痛心地指出：“目前，中国正处于世界建筑中心，但中国的建筑师仍旧处于边缘。１９９９年，上海评选出的５０个经典建筑中，一半是外国人的作品，近年来，上海的标志性建筑绝大部分都是由外国人设计的；１９５２年至２０００年上海共建造了６亿平方米的建筑，却没有培养出一个世界级的建筑大师，这不能不说是中国建筑界的悲哀。”

他认为，我国本土建筑师之所以在水平上略逊一筹，尤其在创造性上有所欠缺，这与机制有密切关系。中国建筑师一生完成的建筑量和建筑速度是美国建筑师的５倍，而设计费用只有他们的１／１０。如此快的发展态势下，来不及总结、思考和提高；另一方面，中国建筑师的社会地位也不高，业主受利益驱使，随心所欲地篡改他们的设计方案，最后出来的作品往往并不能体现建筑师的最高水平。

一位当前正与国外设计公司合作的上海建筑师向记者提供了外国建筑界对中国这种现状的尖锐批评。美国著名建筑师安东尼·费尔德曼指出：“在中国到处见到的只是有正常脑袋的人在别处不会兴建的怪物。”最近到过北京的伦敦经济学院城市设计系主任理查德·布尔达甚至形容中国内地的城市设计“像一场失控的基因工程实验。”

这位不愿公开姓名的设计师说：“我们也迫切希望快点结束这场失控的基因工程实验，但当前严酷的现实是：不请外国人设计、不与外国公司合作，就不能中标，许多建筑出资方根本不把机会留给中国建筑设计师。在这种氛围下，许多中国一流的设计院沦为外国人的‘配合设计院’，永无出头之日。”

中国科学院院士、清华大学建筑与城市研究所所长吴良镛也曾经指出，国外的建筑师在中国进行各种大胆的尝试，并没有考虑到中国的具体情况，那些张扬地位、扬名立万的建筑作品往往受到亲媚，而这类建筑的基本组成元素是：高科技、前卫、夸张、解构、冷冰冰、酷、奢侈。

当瑞士设计师皮埃尔·德梅隆设计的“鸟巢”最终被确定为２００８年北京奥运会国家体育场的设计方案并正式开始动工时，上海交通大学草业中心王兆龙教授怀着深深的担忧对记者说：“搭建国家体育场的‘鸟巢’不仅需要钢材，还需要建设运动草坪。运动草坪是国家体育场唯一有生命的部分，在建设中无法回避鸟巢的高温。但目前各界对鸟巢中建设高水平的体育运动草坪的难度和必要性都还没有充分的认识。”

王兆龙教授分析指出，尽管国家体育场“鸟巢”式的框架结构，气势与景观效果均为世界一流，但这种罐式的结构带来的最大问题是场内空气难以流通，热量集聚效应比一般的环形体育场更为严重，而奥运期间正值北京的盛夏，极端高温是北京奥运国家体育场草坪建设面临的最为严重的问题。因为环形看台能使体育场形成一个盆地式的特殊小气候，直接光照、看台反射及观众人体等产生的热量聚集于盆底，无法有效地散发出去。

在外界３５摄氏度的气温条件下，大型环型体育场内的地面温度可高达４５摄氏度以上。而２００３年７月中下旬，北京城区曾出现了４０摄氏度以上的持续高温，天安门广场及许多露地绿化草坪都出现了不同程度的死亡现象。据模拟估计，在４０摄氏度的气温下，罐式的结构体育场内的地面温度将超过５８摄氏度，根据目前国内外运动草坪的建设和养护技术，在这样的极端温度条件下，草坪连安全越夏都难以保证，更遑谈维持国际一流运动草坪质量满足奥运比赛的要求！

上海市决策咨询委员会专职委员、市府原副秘书长江上舟博士呼吁说，建筑界这种“崇洋媚外”的歪风必须得到纠正，否则对中华民族的振兴发展和自主于世界民族之林都贻害无穷。他以八十年代上海建造黄浦江上第一座大桥南浦大桥为例说：这座大桥总长８３４６米，主桥长８４６米，跨径４２３米，通航净高４６米，桥下可通万吨巨轮，国内还从来没有建造过这样大跨度的斜拉桥。当时，许多人也极力主张请外国建造过斜拉桥的设计师来设计，理由非常充分，因为大桥质量人命关天，请有经验的外国设计师也为国人所理解。

所幸的是，以同济大学项海帆院士领衔的一批桥梁专家向上海市领导进言，据理力争，说明上海的桥梁设计师完全能够胜任这一任务，结果，经过反复论证，当时主政上海工作的江泽民、朱鎔基果断拍板，由上海桥梁设计师自己设计并建造。这座目前世界上第四大双塔双索面斜拉桥，已于１９９１年１２月１日提前通车，成为上海一景。紧接着，截至１９９３年底为世界上跨度最大的斜拉桥（主跨６０２米）的杨浦大桥也建成通车。

在以后不断的实践中，上海建桥的业务越来越精，经验也越来越丰富，已成为上海建筑设计业的骄傲和品牌，承揽的大桥设计和建桥业务已从上海拓展到全国并走向世界。而如果没有八十年代上海市领导力排众议的果断决策，如果当初没有给中国设计师一个施展才干的机会，也许中国的桥梁市场也会成为外国人的“淘金地”和“实验田”！

摘自：新华网 2004-07-17 08:38:4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