奔驰在祖国锦绣河山，您一定会对大江大河上那一座座或古朴稳重、或轻盈飘逸的大桥印象深刻。中国桥梁，特别是斜拉桥、悬索桥真正的自主建设并在技术、理论上有所创新的时代开始于上世纪80年代，同济大学土木工程学院项海帆教授就是这群中国桥梁人中的重要一员。
本文摘自项海帆院士文集《壮心集》，原文标题为：情系同济五十六年。
豪情壮心矢志科研，踏实戒躁勇攀高峰
项海帆
1 求学七年（1951—1957）
1951年夏，我作为上海市晋元中学高三春季班的学生，提前半年以同等学历参加高考，被录取在同济大学土木工程系，成为一名不满16岁的少年大学生。有一天课间休息，在一二九大楼底层的走廊里，突然走来一位戴茶色遮阳眼镜的教授，这是我第一次见到我们的工学院院长，土木系主任李国豪教授。他是我们学生的偶像，后来成为我的恩师和永远的楷模。
1952年春天，全国掀起了三反、五反和思想改造运动，我参加了学生会宣传队的黑板报组，了解了不少运动的情况，并申请参加了共青团。这年夏天，全国高校进行院系调整，上海各高校中的土木系都集中到同济，同时按苏联体制分成不少专业，我填报了“桥梁与隧道” 专业，这是我小时候在故乡杭州看到钱塘江大桥时就暗暗定下的志愿，桥梁工程从此成了我毕生为之奋斗的事业。
为了安排院系调整迁来的各校学生，以及52年扩大招生的一年级新生，学校开始大兴土木，兴建文远楼、和平楼、民主楼、理化楼、工程试验馆等新建筑，同时赶造了一批学生宿舍和同济新邨的教师宿舍。在新楼完工前不得不先搭建了一批草棚教室和作为食堂兼礼堂的大草棚。一年级新生大都安排在草棚教室上基础课，艰苦了一年，到1953年暑假后，才陆续搬进了新的教室大楼。
1953年秋天，全国举行解放后第一次人民代表选举，年满18岁的大学生都拿到了选举证。我已是升入三年级的大学生，但仍不满18岁，大二的陈铁迪也不满18岁，我们两人被指定担任正副总监票，带领一年级新生中不满18岁的一部分小同学组成监票组，成了学校一大新闻。
1954年春天，毛主席提出了“学习好、身体好、工作好”的“三好”指示。秋季开学后，学校决定试点评选“三好学生”，条件是上一学年中各门功课成绩全部五分的学生。我和测四的许厚泽（后来也当选院士）以及工民建三年级的一位同学共三人被选为首批“三好学生”。校刊专门介绍了我们三人的事迹，我当时又是校文工团和校田径队的成员，可说是一个全面发展的三好学生。
1955年毕业前夕，学校搞了肃反运动，一些家庭社会关系复杂，有亲属在台湾以及解放初在天主教会中学参加圣母军的同学都成了审查对象。虽然运动很快就收场了，但对运动中的一些审查方式心里很想不通。毕业分配开始后，学校号召大家到祖国最需要的西部边疆去工作，全班共青团员们都报了名，表示服从国家分配，我却被李国豪教授选中做他的第一个四年制的副博士研究生。按苏联体制，研究生属于教师系列，待遇也和助教差不多，白校徽改成了红校徽。全校研究生成立了独立团支部，直属团委青年教师工作部管辖。
1956年2月，我当选为研究生独立团支部的书记。3月，路桥系教师党支部就找我谈话，动员我入党。不久，我就写了第一份入党申请书，谈了自己的家庭出身和思想发展过程。4月的一天，党支部通知我：“决定吸收你入党”，我表示“自己出身不好，觉悟还不够，需要再锻炼一段时间。”1956年5月16日，学校开了入党宣誓大会，10位教授和10位学生一起入了党。我和李国豪老师成了同志，以后他一直叫我“海帆同志”，直到他去世。
1955年，项海帆大学毕业时
2 蒙难二十二年（1957—1979）
1957年春天，中央号召整风，还发表了“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指导性文件。文汇报登了“北大民主墙”的报道，研究生团支部经过讨论，决定也搞一个“同济民主墙”作为鸣放的园地。我负责起草民主墙的“刊头语”，同时派吴中同学代表研究生支部在第一次青年教师鸣放大会上发言。党支部审查了“刊头语”后不让我们搞，而第一次鸣放大会的一些发言立即在下一周的校刊上以“恶毒攻击老干部”为标题作了报道。很快，6月1日人民日报的社论“工人说话了”吹响了“反右斗争”的号角。我还来不及鸣放，就被定为“右派分子”，遭到了“阳谋”之灾。1958年3月贴出了布告，我被“开除党籍，开除研究生学籍，留校察看，以观后效”，这已经是最轻一挡的处分。经过一年半的劳动改造，我在1959年国庆十周年的“大赦”中成为第一批摘帽的幸运儿，回到了人民队伍。
1959年国庆节后，李国豪老师把我叫去说，“海帆同志，你的问题解决了，我正准备为桥梁专业开一门‘桥梁稳定与振动’的选修课，你就来帮我辅导”，我又回到了李老师身边。60年起，我承担了铁路专业的钢桥课，同时还帮肖振群老师辅导桥梁专业的钢桥课，我才24岁，又恢复了青春的活力。李老师还决定出版一本“桥梁稳定与振动”的教材，他借了南楼二楼原苏联专家的办公室用来编写教材，我开始了一生中最重要、最有收获的一段学术工作。我从图书馆借来有关的图书和文献资料，每天从早到晚都在那里工作，李老师每周来半天和我讨论问题，审阅初稿。经过三年的努力，完成了教材的付印稿，我也打下了坚实的理论基础。
1959年冬天，教工文工团邀请我参加小乐队，同时为教工合唱队当手风琴伴奏。1960春天，学生文工团小乐队排练“春天来到了杨子江”，邀请教工小乐队加盟，我结识了当时任小提琴首席的宁蓓蕾。经过多年的交往，特别是她来南楼办公室看到李老师对我的信任和重用，升华了我们的感情。1962年她大学毕业，虽然不可能靠我留在上海，而分配去了北京工作，但她仍不怕连累，不畏人言毅然和我确定了关系。1963年春天，在我“留校察看”五周年时，给我定了助教的职称，拿到了正式工资，成为人民教师的一员。我们在1964年春节结了婚，开始了长达十年的两地分居的生活。
1966年，十年文革灾难降临了，家里也被抄了，我小心翼翼地度过了最初的混乱阶段。1968年春节后开始清队，民主楼前贴出了勒令牛鬼蛇神包括摘帽右派去“革委会”报到的通告。我开始过上了牛棚生活。每天除了集中学习写检查外，还要安排去打扫卫生和干杂活，有时还被拉出去在批判李老师的大会上陪斗。1969年为庆祝九大的召开，我有幸被第一批从牛棚释放，再次回到了人民队伍，还获准和群众一起跳“忠字舞”，算是得到了新生。随后，我就被送去安徽五七干校进行了一年半的“再教育”，到1971年秋天回到学校，加入了对工农兵学员的教学小组，一直到文革结束。1974年，我爱人终于调回上海和我团聚了。
1979年春节前，我得到了“改正”，恢复了党籍，成了一名有23年党龄的老党员。1978年我升了讲师，到1980年又破格晋升为副教授。李老师复出担任校长后，专门成立了李国豪科研组，我又再次回到李老师身边，从事唐山地震后的桥梁抗震研究和担任上海泖港大桥的风洞试验任务，这也是同济做风工程研究的开始。
1981年获洪堡奖学金资助留学德国
3 奋起二十二年（1979—2001）
1979年，李老师去欧洲访问回来，带回了德国洪堡基金会的研究奖学金申请表，学校选拔了十位年轻教师申请。1980年夏天，包括我在内的四位教师被批准，准备年底去德国做博士后性质的研究工作。当时我已45岁了，但踌躇满志，决心利用这一难得的机会，努力学习国外的先进理论和计算技术，把中国的桥梁事业推向前进。
1982年5月，我按期回国出任结构工程系副主任一职,分管科研、研究生和外事工作，还负责青年教师的出国培训。我积极为他们写推荐信，办出国手续，希望他们学成回国效力，增强同济的师资力量，遗憾的是很多人没有回来。李老师也曾无奈地叹息说“他们的报国之心不切啊。”1984年，我由教育部特批晋升为教授和博士生导师。
1987年前后，我们抓住了成立桥梁工程系、申办土木工程防灾国家实验室以及上海南浦大桥自主建设等三次重要机遇，在李国豪老师的指导下努力工作，终于使同济桥梁得到了飞速的发展，从原来仅有二十多人的一个教研室壮大成为有七、八十人的桥梁工程系。
这期间，有一件事至今印象深刻。那就是我给江泽民同志写信力主中国人自己造南浦大桥。
1986年，上海计划在黄浦江上修建大桥。当时中国人能不能修建如此大跨度、高要求的桥梁，人们心里都没有底。这年秋天，时任副市长倪天增访问日本，日本人提出可以给中国贷款，提供技术支持，免费给中国设计南浦大桥。1987年1月份，还在美国的我听说了这个消息，我就很着急，我觉得中国人要争这口气！我马上向李校长汇报，希望能争取由中国人来设计建造。李校长给时任市长江泽民做了汇报；1987年7月，江泽民到同济视察，听取了关于桥梁学科的汇报。此后，我以“人民来信”的方式给江泽民写了封信，再次表达了同济人对于自主修建桥梁的信心。在反复权衡之后，1987年9月，江泽民拍板：让同济来做！1988年1月，上海市正式开始南浦大桥建设，并采用同济提出的结合梁斜拉桥方案。
以上海的南浦大桥建设为标志，从此以后，一座座现代化桥梁在中国的大江大河和大海上拔地而起，其中绝大多数都是完全都中国人自己设计、自己建造了。
进行南浦大桥模型试验
到1994年，经过八年的奋斗，我们以南浦和杨浦大桥为背景的科学研究工作同时获得了国家科技进步一等奖、自然科学四等奖和教育部科技进步一等奖，国家实验室建设也获得了金牛奖。这四个奖促成了我在1995年当选为中国工程院院士。如果从1980年算起，十五年的努力终于结出了果实。
1997年前后，我们又遇到了上海城建学院和铁道大学的并入、上海重中之重学科建设以及国家自然科学基金重大项目等三个重要的机遇，进一步壮大了桥梁系的队伍，新建了桥梁馆，使条件大大改善，大部分教师也在承担自然科学基金重大项目中得到锻炼，逐步形成了“同济桥梁”的品牌和特色。
从1986到2001年的十五年间，我遍访二十余个国家和地区，累计出国四十余次,并多次被邀请在国际会议上做大会报告。我经常单枪匹马出席国际会议,向国外同行介绍中国桥梁建设取得的进步和成就, 使我能在2001年得到提名，当选为国际桥梁与结构工程协会的副主席，标志着中国桥梁界在国际舞台上有了一席之地。
此外，继1992年成功举办了亚太结构工程上海会议后，2001年我们又申办2004年国际桥协上海会议获得成功。经过三年的准备，2004年9月的国际桥协上海会议取得了国内外的普遍赞赏，也为“同济桥梁”争得了国际地位，我们全系多年来的国际化努力终于得到了回报。
1990年，同济大学土木工程防灾国家重点实验室TJ-1风洞建成、投入使用
4 退居二线（2001年至今）
2001年后，我从土木工程学院院长和土木工程防灾国家重点实验室主任的岗位上退下来，继续做一些顾问工作，并为年轻一代的接班人当好后勤和参谋。
我在同济渡过了大半辈子，经历了许多风雨和磨难，也得到了恩师的教导和提携，可算是不幸之中大幸。最终能在1995年入选工程院，2001年又当选国际桥梁与结构工程协会的副主席，没有辜负李国豪老师的培养和期望，也为母校争了光。
把我的故事给同学们讲，我希望能对大家有所启迪：一个人遭到厄运不能消沉，机遇将眷顾有准备的人。爱国、敬业、自强不息、为祖国的振兴贡献毕生的精力正是人生的价值所在。
我衷心希望我的弟子能抵御当今社会的拜金和浮躁之风，保持对科学研究的志趣。要走向高端，努力创新，带领他们的助手和学生去攀登学术高峰。还要继续加快国际化的进程，敢于和国际同行同场竞技，为中国从桥梁大国走向桥梁强国贡献自己的力量，实现自己的人生价值。”
指导学生们科学研究
项海帆院士与同济相伴数十载，目前，他仍在指导学生不断攀登科学高峰。他的故事传达了一个坚定的信念，那就是踏实做人、严谨做事、心系祖国、勇攀高峰，我们所有同济人，尤其是党员干部，都应向项海帆同志学习，努力为社会主义建设事业添砖加瓦，努力为同济大学事业发展做多贡献。
[人物简介]
项海帆 男，1955年毕业于同济大学桥梁与隧道专业本科，1958年毕业于同济大学桥梁专业研究生。曾任同济大学土木工程学院院长，土木工程防灾国家重点实验室主任。现为中国工程院院士、同济大学土木工程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著名桥梁及结构工程专家，我国风工程学科的主要学术带头人。1995年获“上海市劳动模范”称号。1995年当选为中国工程院院士。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