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国过去40年城镇化进程虽然取得了举世瞩目的成就，但同时也隐含着城乡差距拉大的危机。一方面，城镇化率从改革开放初期的20%左右，到2018年接近60%，40年增加了将近40个百分点，平均每年以新增约1000万人口的规模高速增长，带动了城市建设规模和速度迅猛增加。“造城运动”吸纳了约4亿农民。这些新增人口一般集聚在沿海经济发达地区或省域重点城镇，形成了农村剩余劳动力向大城市、特大城市、超大城市集聚的基本态势。近年来，随着高速铁路网及其站点的建设，更是加剧了发达地区城镇对落后地区、乡村地区人口的“抽血”作用，使得原来人口密集、经济发达的地区进一步形成大都市城镇密集区的格局；而另一方面，反观那些被“掏空”青壮年人口的乡村地区，长期以来农业经济水平发展的滞后，社会经济结构整体动力的衰减，乡村传统优秀文化资源的断裂和消亡，使得我国不少地区乡村被城镇化进程远远甩在了后面。城镇化的进程高歌猛进，但是城乡差距令人担忧，这已经成为城镇化“量”与“质”的核心问题，也不断演进成为社会发展“不平衡”的主要矛盾之一，并将威胁到社会稳定发展的大局。因此，城镇化进一步发展必须要考虑到乡村这一发展的短板。

实施乡村振兴战略将对城镇化进程中的城乡差距持续拉大问题做出积极回应。这一战略的“用力”虽然在乡村，但是其效果却是“全国一盘棋”，其目的是要构建城乡协调发展，逐渐消除城乡发展的“不平衡”问题。只有我国乡村地区全面发展，减少以至消除贫困和落后，国家现代化才能真正实现。那么，如何使得被城镇化进程甩在后面的中国广大乡村真正地生、活起来？必须实施乡村振兴战略。从党的十九大提出这一战略，到2018年底国家经济工作会议再次提出2019年“扎实推进乡村振兴战略”，这是党中央站在国家民族发展全局高度和历史文明进程广度提出来的。乡村振兴是一个内涵十分丰富、作用十分重大、意义十分深远的系统工程，它包括乡村的“产业振兴、人才振兴、文化振兴、生态振兴和组织振兴”，它努力实现“产业兴旺、生活富裕、乡村文明、生态宜居、治理有效”。它把乡村的产业经济、社会文化和空间环境“三位一体”整体地发展，在造就乡村产业内生动力的同时，保护、传承和发展乡村优秀传统文化，并通过“创造性转化、创新性发展”的“双创”实现乡村物质空间环境的风貌特色，在生态文明发展理念的统领下，全面振兴我国的乡村，使得我国乡村同城市一道，成为国家现代化进程中两种不同类型的人居形态，同样都很现代化，擘画具有中国特色的现代化伟大图景。

城乡要素的双向流动和有效结合将成为乡村振兴、城镇化健康持续发展的关键。城乡要素内涵丰富，不仅包括各自的环境资源、劳动力、资金、基础设施等物质内容，还包括广阔的文化资本和社会资本。随着生产力水平的持续发展，生产关系和社会结构也不断出现新类型，人们生活方式和价值观念也随之变革。一方面，农民向往城市，通过务工、移民成为“新市民”；另一方面，一些市民“财务自由”之后，可能向往乡村，向往“田园牧歌”式生活，或租赁、或投资改造农房以适合现代居住要求，也有在一些传统风貌特色的历史文化村落，利用乡村非物质文化遗产等地方特色开展文旅、文创活动，开辟新商业模式。国土空间规划、村庄规划等一系列规划建设安排，可促进区域道路交通、市政基础设施、教育文化和医疗等公共服务设施在城乡协调发展中统筹布置，以促进城乡共享发展。

总之，对于乡村振兴战略与城镇化健康可持续发展的新认识，将有助于我们深入思考城乡规划学科建设，培养更加优秀的城乡规划设计人才，服务好国家战略和地方需求。（作者为建筑与城市规划学院城市规划系系主任）